淄博建陶衰荣启示录:谁能主宰一个产区的命运?

2019-10-12 中国陶瓷网 1707

     (来源:陶瓷信息 陶sir)一轮猛烈的产业调整,让淄博建陶从曾经的“全国第二”跌落到“泯然众人”,而同样的产业调整,却让“佛山陶瓷”更胜往昔。两大建陶产区同样的命运开篇,结局为何截然不同?

     9月19日,一位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在当地企业家大会上的万字讲话“突然走火”:短短53分钟获得7次掌声,让当地企业家心潮澎湃,也让陶瓷行业为之沸腾。

     这座地级市是山东淄博。在建陶行业,淄博曾经是仅次于广东佛山的“全国第二大建陶产区”,讲话的是刚刚履新不久的淄博市委书记江敦涛。

     当天,参会的淄博企业家看到摆在面前的市委、市政府《关于关心关爱企业家的十条措施(试行)》,按捺不住激动,纷纷发朋友圈赞叹:“江书记讲得实在、透彻,既充分肯定了企业家的贡献和地位,也给企业家二次创业鼓劲打气、指明方向”。

     令陶瓷行业振奋的是,江敦涛在讲话中高度肯定了传统产业对社会和淄博作出过的巨大贡献,并掷地有声地讲到:“传统产业绝不应该是污染和落后的代名词,绝不能用今天的标准‘一棍子打死’。”“产业发展的实践证明,没有落后的产业属性,只有落后的技术、工艺、装备和产品,只要技术、设备先进,传统产业里照样有高新技术企业。”……

淄博市委书记江敦涛在合影环节,主动要求领导站后排

     在大会召开前的合影环节,江敦涛还一改“领导站前排”的传统规矩,邀请企业家们站在前排,自己和市领导们站到了后排。他说:“企业家们很辛苦,毫不夸张地说,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建议,企业家要站前排,领导站后台、当后盾。”

     这一系列的罕见情况,让淄博企业界欢呼“企业家的春天来了”,也让很多人对淄博开始有了更多期待。

     对于淄博建陶产业来说,这是一次迟到的讲话。虽然已经过去了20多天,但至今陶瓷行业仍有许多人热议:如果时间能够提前三年,淄博建陶发展的命运会被改写吗?

     这些人当中,不乏许多佛山知名陶瓷企业家,以及各产区党、政、企和产业链相关产、学、研等精英人士。在很多人开来,淄博建陶的经历,堪称一部“衰荣启示录”。

 

淄博建陶产区的衰荣

     三年前,说起全国“第二大建陶产区”,陶瓷行业的从业者们会毫不犹豫、众口一词地想到“山东淄博”。

     这个与佛山有着近乎相同的起步、发展脉络的建陶产区,兴起于上世纪70年代,在长达近50年的产业传承中,历经几代陶瓷人,奠定了“淄博陶瓷”根深蒂固的行业地位,并长期稳坐“全国第二大产区”的交椅,与佛山南北呼应。

     高峰时期,淄博拥有近300家建陶企业、500多条生产线,生产能力超过12亿平方米,占全国建陶总产能的23%。同时,建立起完善的产业配套——坐拥全球最大的熔块生产基地,窑炉、抛光线等除压机之外的所有机械设备配套一应俱全,色釉料、墨水、花色开发等技术全国领先,产区创新速度甚至一度超过佛山,吸引全国大量的同行、经销商,不远千里来到淄博观摩学习。

     陶瓷配套强,则陶瓷产业兴。正因为拥有扎实的产业基础,冠绝全国的产品创新速度,淄博一度被寄予厚望能够成为北方建陶的总部基地,与佛山一道肩负起中国陶瓷复兴的重任。

     但2016年9月,淄博市发布了《淄博市建陶行业精准转调工作方案》。方案中,石破天惊地提到,全市建陶产能要从7亿平方米削减到2亿平方米。而在此之前,淄博建陶已经历过产能从12亿平方米削减至7亿平方米的产业整治。

淄博被关停的陶瓷企业

     随后,淄博以雷霆之势横扫整个建陶业产业链,火速完成了“精准转调”。这一次,彻底改变了淄博建陶的命运轨迹,也改变了中国建陶的产业格局。

     如今,再说起全国“第二大建陶产区”,已经很少有人会想到“山东淄博”,相比之下,江西高安、福建晋江更有实力取而代之,甚至连同省的临沂,也比淄博更具规模。

     通过近两年的深度观察,不少行业资深人士给出结论:淄博建陶已经“元气大伤”,再难复原。尽管在官方的表述中,淄博建陶的“精准转调”,被释义为壮士扼腕、断臂求生,产业正在由粗放型生产向精益化管理型迈进,由低附加值生产模式逐步向中高端生产智造迈进。

     站在外行的角度,的确如此,淄博赶走了污染,值得拍手称快。但站在陶瓷行业的角度,陶业人士更多的认为,淄博建陶的这次断臂之举,不但没能浴火重生,反而落下了一身的病根。

     虽然从表面上看,淄博淘汰了大量的落后产能,产能规模从近300家陶企、500多条生产线缩减至47家陶企、76条生产线,整个产区轻装上阵、硬件设施焕然一新,但产能的急剧下降,造成配套企业纷纷外迁,贴牌商流失,产区赖以生存的核心优势损耗严重。

     归然书院院长、欧神诺陶瓷董事长鲍杰军曾在“2018淄博陶瓷产业高峰论坛”上指出,通过“精准转调”,淄博的自然生态环境有所改善,但淄博建陶的产业生态系统却被破坏,这导致淄博建陶企业库存压力巨大,产区内部和外部对淄博建陶未来的发展缺乏信心。

     “精准转调”后的淄博,营销人才、技术人才大量外流,设计公司、窑炉公司、色釉料公司因为没生意可做,纷纷撤离和转移,甚至承载着淄博产区重振梦想、高标准建立的日日顺建陶产业园,亦在跌跌撞撞中,远未达到发展预期。

“精准转调”后的淄博建陶完成了产业形象的升级改造,陶企硬件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迭代

     按照淄博政府产业调整的初衷,希望通过淘汰落后产能,提升产区综合竞争力与品牌影响力,但南辕北辙的是,淄博建陶在砍掉5亿m2产能后,区域品牌影响力与产品创新能力不升反降,保留下来的陶瓷企业非但没能做大做强,反而接二连三地陷入高库存、销售难的困境。

     近两年,淄博鲜有陶企推出开创性的新品,也很难再吸引行业赞誉的目光。过去,淄博建陶凭借强大、快速的产品创研实力,在江北地区独树一帜,拥有较高的附加值与竞争力,但现在却因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实力的枯竭,陷入与周边产区“拼产能、拼价格”的泥潭。

     虽然在短短一两年时间,淄博完成了产业形象的升级改造,陶企硬件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迭代,一幢幢现代化、自动化工厂拔地而起,生态环保水平全国领先,并与过去破烂不堪、乌烟瘴气的破败厂房形成鲜明对照,但淄博在过去近五十年积攒的配套、展会、渠道、设计、研发等软实力却一朝崩塌,难复昔日荣辉。

     有行业人士一针见血的指出:没有强大的软实力支撑,曾经的“全国第二大产区”泯然众人矣!

     实际上,近三年来,《陶瓷信息》记者多次就淄博陶瓷的整治之路采访过数位领军型企业家、意见领袖,所执的共同观点是:淄博的“精准转调”很难被称得上是一场成功的产业调整,“整治风暴”吹过,徒留下一地鸡毛,让行业唏嘘不已。

完成“精准转调”后的陶瓷企业生产条件焕然一新

 

佛山陶瓷成功的背后:

曾差一点被“团灭”

     纵观陶瓷产业的治理脉络,佛山与淄博几乎同时启动,在同样的历史时期,经历了同样的治理过程,但结局截然不同。

     显然,佛山很成功。

     “龙舟竞渡,吉利涌恒流,南庄‘新’火生生不息。”2018年12月,《人民日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推出报道《一个工业强镇的破立之路》,介绍佛山南庄如何在改革开放中实现了从纯农业镇到工业强镇再到生态新城的蜕变。

     这不是《人民日报》第一次提到佛山陶瓷产业。破立之间,那个曾经饱受“高污染、高能耗”折磨的佛山陶瓷,通过“腾笼换鸟”,赶走了污染,做强了陶都,实现了建陶产业从有到优的成长,成为广东产业转型升级大潮中的“模范生”。

     但鲜为人知的是,在2007年佛山陶瓷产业整治大幕刚刚拉开的时候,伴随着摧枯拉朽式“一刀切”整治风暴,佛山陶瓷差一点就“团灭”了。

     有数据显示,当时,占全市工业总产值7%的陶瓷产业,税收贡献率仅3%,能耗却占20%,粉尘排放更是占到90%。“污染确实很重,那个时候的佛山南庄大道烟囱林立,遮天蔽日,到处都是粉尘,从外面走一圈回来,头发、眉毛全是白的。”回忆起过去的生产场景,老一辈佛山陶瓷人记忆犹新。

     正因如此,2006年底,彼时的佛山主要党政领导作出了开始整治陶瓷产业的决定,并且态度坚定:“宁可每年减少几百亿的GDP,也一定要把佛山市的环境污染治理好,要还百姓一个蓝天、碧水、森林、绿地的生态佛山。”

     2007年7月,佛山市政府正式对外发布《关于加快推进我市陶瓷产业调整提升工作的通知》,由此拉开了佛山陶瓷产业整治的序幕,计划在两三年内将佛山80%~90%的陶瓷生产企业转移淘汰。

     政策一出,立即在佛山陶瓷行业引起轩然大波,一批原本正常经营的陶瓷企业被列入关停、迁移的“黑名单”。佛山陶瓷产业整治过程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时任佛山华夏建筑陶瓷研究开发中心负责人程晓勤回忆,“要是按照当时的劲头,佛山陶瓷企业基本上一股脑的全被砍掉了”。

     在这场铁腕整治中,一批政府官员、协会代表、企业家、专家学者为“保住佛山陶瓷”积极奔走。

     “当时遇到的阻力非常大,原因是很多人只看到陶瓷‘税收少、污染重’,很少有人认识到‘陶瓷是佛山一张最响亮的城市名片,陶瓷让佛山扬名中外’的品牌传播和巨大的无形资产。”佛山市一位退休政府官员回忆。

     最终,企业、专家、媒体对佛山陶瓷产业整治方案的质疑以及保留示范性生产线建设的持续呼吁,使佛山市政府于2008年对过去强硬的产业治理政策作出微调。

     2008年4月16日,佛山市人民政府以急件的形式一次性印发三个陶瓷行业整治的政策性文件:《佛山市陶瓷产业结构调整评价指导方案》、《佛山市陶瓷产业扶优扶强若干政策措施》、《佛山市陶瓷产业发展规划(2008—2015)》,对陶瓷产业的未来发展作出全面系统性的规划。

     此举被看作是佛山市政府在陶瓷产业整治风暴中由铁腕整治向温和整治转变的一个信号,化解了铁腕整治大棒带来的诸多困惑和无奈。随后,一批环境治理达到“十条标准”的企业“死里逃生”。

2010年,南庄大道旁被拆除的陶瓷厂,这里曾经是佛山陶瓷最为火爆的地方之一

     2009年,经过“腾笼换鸟”后的佛山陶瓷,GDP和税收不降反增。“中国建陶第一镇”南庄的GDP从2006年的62亿元增至2009年的102亿元,GDP能耗比下降37%,空气中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日平均浓度分别下降66%和56%,南庄人就此告别了‘每逢起风时,满脸尘土灰’的尴尬。”

     佛山成功由陶瓷生产基地蜕变为陶瓷总部、会展、研发、物流和信息基地,实现产业链由低端(加工、生产、制造)向高端(设计、研发、会展、营销、装备和文化)的跃升,而保留下来的62家陶瓷企业,全部实现清洁生产,企业实力、品牌实力越做越强,成为中国建陶发展的中流砥柱。

     通过陶瓷产业的调整提升,佛山陶瓷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形成极为完整的供应服务配套体系与产品设计研发体系,同时研发、销售、策划、生产等各类优秀人才荟萃,连续多年入选“全国区域品牌价值评价百强榜”和“制造业区域品牌价值评价30强”,并位列榜单前五甲。

     与此同时,“佛山陶瓷”的金字招牌越来越响亮。2010年,时任佛山市委书记林元和在一次采访中回忆,他曾陪省领导去非洲考察,当向非洲国家领导人介绍自己是佛山官员的时候,这位非洲国家领导人眼前一亮,“佛山我知道,你们的陶瓷做得很好。”

     时至今日,“佛山陶瓷”更是名扬四海、人才辈出,一批优秀的企业和品牌,高擎产业强国大旗,正加速进军国际高端市场。

产业调整过后,佛山成功由陶瓷生产基地蜕变为陶瓷总部、会展、研发、物流和信息基地,“佛山陶瓷”的招牌越擦越亮

 

佛山、淄博产业调整的

经验与启示

     陶瓷行业在怀念淄博建陶昔日荣辉之余,反复拿佛山与其对比,并认为淄博的产业调整偏离预期,最大原因在于“政企缺乏有效沟通,协会没有发挥作用”。多位业内知名人士告诉《陶瓷信息》记者,在淄博政府整治陶瓷之时,许多本应挺身而出的单位或个人保持了沉默,同时行业力量分散,缺乏协调能力……

     而佛山在产业调整期间,各种政企交流的小型座谈会不断,协会、企业、专家学者、媒体积极建言献策,使佛山的产业调整由最初的简单粗暴,逐步趋向理性和科学。

     2016年,《淄博市建陶行业精准转调工作方案》甫一发布,就在千里之外的佛山炸开了锅,许多媒体人、行业公知撰文评论,“方案”中的很多细则明显脱离实际,根本就难以完成和实现。

     如,“精准转调方案”中明确,淄博市将保留2亿建陶产能,到2020年,力争培育10户以上主营业务收入超过20亿元的龙头企业,20户主营业务收入超10亿元的骨干企业。这意味着,五年后30家被扶持的陶瓷企业总产值要达到400亿元,保留2亿平方米产能,相当于淄博产的瓷砖每平方米出厂价至少要达到200元,相比每平方米30~40元的全国陶瓷平均出厂价,这显然不切实际。

     随后出台的《淄博建陶产业创新示范园企业入园方案》也被吐槽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回顾淄博建陶产业治理的全部过程,正因为没有处理好政企关系,使得一个个“脱离实际”的方案陆续出台,最终将淄博建陶引入错误的发展轨道,与产业调整的初衷渐行渐远。

     除此之外,在“去产能”和“环保治理”过程中,淄博是最能“折腾”的一个产区,从2008年开始,淄博建陶经历了长达近十年的产业调整。这十年里,淄博针对建陶产业频繁的出台政策,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使企业在对未来的规划上裹足不前,投资信心受挫,企业家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迈过政策设置的生死门槛。而同样是“去产能”,佛山只用了三年时间,使建陶产业很快就走出转型阵痛期,步入发展的快车道。

2017年3月,完成升级改造要求的淄博陶瓷企业陆续进入生产状态,但曾经的辉煌却一去不复返

     和淄博不同是,佛山政府对于陶瓷产业的整治提升,不仅仅是一味地“限产”,更注重的是“引导”。广东省政府安排了500亿资金,用于支持佛山陶瓷产业的升级改造,而淄博市区两级财政筹集的专项资金只有2亿元,对建陶企业在关停搬迁等方面进行支持。

     不过,有淄博陶企坦陈,企业因为政策不明朗带来的重复投资,浪费的资金远不止这个数目。

     淄博一位行业人士曾感慨,在应对政府的产业政策,重复投资方面,企业砸的钱怎么说也有几个亿,这些钱足够收购一两个意大利不错的品牌,控股几家高端设备制造商,或者引进一批顶尖设计公司来到淄博,但最后这些钱,只买来一批“坑爹”的设备,铺了沥青,粉刷了墙面,对企业的发展没有任何实质性提升。

 

政策环境迭代期来临

政企应多一份交流

     归然书院院长、欧神诺陶瓷董事长鲍杰军曾撰文表示,从近几年全国自上而下密集出台的各种环保以及相关产业政策来看,建陶行业已步入政策环境迭代期,政策环境已经成为建陶行业发展的最大不确定因素,很多产区受到政策的影响是毁灭性的。

     在这轮轰轰烈烈、前赴后继的产业整治运动中,福建晋江、山东淄博、四川夹江、山东临沂、广东肇庆等传统建陶产区先后掀起“产业整治风暴”,一大批落后产能被大刀阔斧的淘汰。有的产区通过产业整治气象一新、生机勃勃,也有的产区迅速走向了没落与衰亡。

     江西高安,是近十余年来国内成功的新兴产区典范。

     险象环生的是,在2013年前后,由于当时高安在城市建设与发展陶瓷等传统产业之间产生了分歧,加之人民网当时以图文形式大篇幅曝光高安多家陶瓷企业废水乱排、固体废渣无序堆放,引起网民及业内外的广泛关注,舆论一片哗然,“砍掉陶瓷产业”的呼声随之高涨,高安陶瓷面临“生死存亡”。但时任高安市长(现任高安市委书记)袁和庚顶住了各方压力,力保陶瓷产业,并积极引导高安产区践行绿色环保和科学发展,成就了高安如今成为国内县市级产区中,规模最大和最具发展活力与潜力的成就与辉煌。

江西高安产区后来居上,被称为最具活力和潜力的陶瓷产区

     同样的产业调整,不一样的结局,其中的成败经验、教训令人深思。

     的确,在过去数十年的粗放发展过程中,不少建陶产区污水肆掠、黑烟滚滚,空气中散发着浓浓的硫磺味,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的日常起居……因为陶瓷污染严重,十年前淄博市淄川区杨寨镇村民形容自己的家园,“走路眯着眼,吃饭护着碗,推磨打着伞”。

     最近几年,“环保风暴”猛烈地刮向全国各大建陶产区,环保观念愈来愈深入人心,但很多建陶企业心存侥幸、安于现状,生产方式、环保水平一成不变。因为“税收低、污染重、能耗高、形象差”,成为环保风口下,地方主政官员率先“整治”的对象。

     2016年的淄博,存在着这样一家支离破碎、破烂不堪的村办企业:生产简陋、低劣的耐磨砖,产品用草绳捆绑,露天堆置,通过将生产成本控制到极致的方式,“奇迹般”地存活了三十年,无论产业更迭、市场洗牌,兀自岿然不动。但在2016年的“精准转调”中,它被淄博政府“有形的手”给淘汰了。

     类似这样的工厂,全国还有很多,它们牺牲环境,生产一堆低劣、廉价的产品,承担极少的社会责任,坑了国家、坑了消费者。

       甚至不少陶企面对环保改造阳奉阴违,理由是企业实力有限、无力拿出足够的资金治理污染,但在“压机就是印钞机”的暴利时代,他们赚的盆满钵满,出手阔绰地在国内外广置房产,在高端酒店、夜场一掷千金,在环保改造、社会责任等方面却一毛不拔。

     欠了十几年的环保帐,迟早是要还的!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大力淘汰这样的企业,于产区、于行业而言非常有必要。

     但令人惋惜的是,在很多产区的“去产能”过程中,由于政府部分领导尤其是一把手对陶瓷产业缺乏正确、全面的认识,再加上政企之间沟通交流不足,导致手段粗暴、形式教条,缺乏变通,在“一刀切”砍掉一批落后产能的同时,也砍掉了一批优秀企业,断送了一个产区的未来与希望。

       同时,数十年的环保积弊,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地方政府,甚至很多的陶瓷从业者都在潜意识中给陶瓷扣上了“高污染”的帽子。但实际上“只有污染的企业,没有污染的行业”,意大利、西班牙,以及广东等优秀产区的成功经验充分证明,只要环保治理到位,陶瓷聚集区同样能够实现“青山绿水、蓝天白云”。

     2019年9月1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第四批绿色制造名单,建陶行业有7家企业在榜,截至目前建陶行业“绿色工厂”已达18家。这再一次证明,陶瓷行业也能够实现绿色智造。

       纵观几十年来的产业发展经历不难发现,培育一个产业不仅需要“十年磨一剑”的毅力和决心,还需要耗费几代人的心血,但摧毁一个产业,只在朝夕。在业内看来,在产业整治和“去产能”的过程中,主政官员应该摘掉有色眼镜,与建陶企业多一份交流,多一些思考,多一分理性。同时,企业亦应积极践行绿色发展和履行社会责任,政企合力,共同推动中国建陶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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